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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公务员:精英开始离场

2019/9/11 19:08:23

香港公务员:精英开始离场

 

外界总有一种错觉,认为香港的公务员被“高薪养廉”、地位高、收入高、福利超好,与内地的公务员相比,大概没有什么可怨的了。

 

然而,时代在变幻,事实早非如此。

 

海归公务员最后选择离开

 

香港的公务员尽管收入略高于普通市民,但也仅仅是“略高”而已。福利大不如前,以往的优越感不复存在,而所要面对的却是高强度的政治问责,以及社会上的怨气与不满,非外人所能体会。

 

近年刮起的“反贪风暴”以及一些政治因素,更是让公务员士气低沉,“选择离开”往往成为“明智”的决定。

 

笔者认识的一位高级公务员,美国名校毕业,回港后任职跨国公司高层。出于回馈社会的理想考入政府,于2005年成为一名AO政务官(Administrative Officer,公务员中的精英阶层)。用他当时的话来说,自己是减薪入职,每月三万多的薪水虽然与原公司相差无几,但私人公司每年会发几个月“花红”,加起来已有数十万,政府公务员根本无法比。

 

让他坚持做下去的,除了那份责任感外,还在于可能的晋升机会,以及宝贵的政府工作经验。

 

然而,在工作了八年之后,他去年选择了离开。这八年间虽然有过一次晋升,每月薪水也加到了5万多港币,但他十分坦白地说,虽然他并不后悔加入政府成为一名公务员,但如果这八年时间他留在私人机构,“赚两层楼好普通”(粤语一层楼是一套房的意思),而现在公务员又没有了“长俸”退休机制,离开不会有什么损失。

 

精英已有一波“离职潮”

 

事实上,像以上这位朋友的例子并不少。相关数字显示,在总共约570名AO队伍中,近十年平均每年都有5至10人主动辞职。从2012年开始,一些知名度高的AO出现一波不小的“离职潮”。

 

著名的例子包括:两名前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副秘书长陈维民及谢云珍,分别“过档”金管局及民间智库;而前民政事务局副秘书长郑恩赐跳到积金局,前特区驻成都经贸办主任潘太平跳槽香港赛马会等等。

 

当然,不能只以个别或少数人的离职就作出结论。事实上,香港公务员队伍总体上仍呈十分稳定的状态。总共16万5千的公务员队伍中,2012年至13年的辞职人数,只有不到800人,比例属正常范围。但稳定的数字却无法掩盖一个事实,这就是公务员的薪金待遇、福利水平、社会地位,都已无法与往日相比,而整体的团队士气也是每下愈况。

 

公务员作为一个职业,在社会上的竞争力正在不断下降。莫说去吸引有国际视野的真正精英,就算普通的才干之士也难以对此轻易动心。

 

问题到底出在哪儿?

 

第一,福利及聘用条件的调整。于2000年6月后获聘的公务员不再享有“长俸制”,改用一种比一般强积金较佳的制度(MPF+),但两者根本无法相比。

 

在“长俸制”下,一名首长级公务员退休後,除了一次性可获得逾千万港元外,每月还有约8万元的退休金;而强积金制下,政府只不过是每月多给出15%的薪金,累积到退休后一笔支付,此外什么都不再有。换句话说,2000年后入职的公务员,所能享受到的福利不到之前入职公务员的一半。

 

 

而在招聘方面,政府想方设法冻结招聘。为求将公务员数字压缩至十六万,推出非公务员合约,以合约形式聘用非公务员,导致在同一团队里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福利制度。部分人有优厚福利的“铁饭碗”,部分人却只是合约员工,职位没有保障,令新入职者感到无奈和不公平,影响士气和团队合作。

 

稳定性向来是公务员职位其中一个最大的吸引之处,以上种种改革不但削减公务员福利,更削弱其稳定性,是对公务员制度的一个沉重打击,影响深远。

 

第二,高强度的政治问责。特区政府于2002 年推出的问责制,是公务员团队面对的另一冲击。问责制的出现,代表政府在公务员团队上引进新一层的政治阶梯。

 

 

虽然公务员事务局尽量保护政务官的利益,仍然保持常任秘书长职位、以确保不影响部分公务员的薪酬,但问责制还是带出了一个讯息——政务官长远而言不能独当一面,他们只是执行命令的公仆,“政治任命官”才是负责制定政策的主子。

 

然而,更大的问题是,现实中问责局长大都缺乏管治经验,往往需要AO帮忙分担政治工作,包括到立法会解释、游说议员等。显而易见,“政治任命官”虽然官比AO大,但AO仍须负责大量政治工作,令他们深感无奈和尴尬,所谓“有辱无荣”、“有过无功”正是这样的写照。

 

第三,整体形象低落。在以往,如果一名大学生考到公务员,虽然说不上是光宗耀祖,但也是令亲友羡慕之事。

 

但近年来,公务员往往成为市民不满的发泄对象。在电台节目及报章专栏中,“狗官”、“垃圾”等批评司空见惯。更为严重的是,近年发生的多起与前公务员有关的重大贪污事件,诸如前政务司长许仕仁、前廉署专员汤显明等,都重挫公众对公务员的印象。

 

虽然香港市民对公务员整体信任率仍然高企,但当中所产生的微妙变化,却对大学生精英的选择造成实实在在的影响。

 

不可否认,AO政务官入职薪酬高,仍有很多人争相投考。然而,在整体待遇、社会地位、发挥空间方面与他们入职的构想有落差时,当他们在政府打滚十数年后、用尽了十年房屋津贴、吸收了宝贵经验,甚至成为首长级官员后,议价能力大大提高了,便往往选择离开政府,转职到非政府公营组织。

 

届时,他们既不必像在政府工作时走上火线,薪酬亦比同级的公务员高,不失为转职的最佳选择。

 

人才流失的现象,令公务员团体沦为培训平台,训练出一班资深人才后却无法挽留,青黄不接,出现断层,这对香港政府是一个严重的警号。

 

笔者前文所提及的公务员朋友,最后到了一间民间基金会担任要职。他很坦白地说,从社会整体利益而言,当年特区政府作出的公务员改革是必要的,但对于公务员本身却是致命的。

 

“如果我儿子日后说要考AO,我想我不会再像我父亲当对我说的‘考到AO你就最叻’(叻在粤语中指聪明),我好有可能会说‘做不到其他,再试一下公务员吧’。”